|
|
在温情脉脉的情面往来中，担当或推却他人的奉送是两种天然反应，这看似简朴，实在大有文章，此中奥秘处，偶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。笔者选择晚清重臣、“两代帝师”（先后担当同治、光绪的老师）翁同龢作为个案，不但缘于他有一部记载细致的日志，更重要是他恒久位列显要，是笼络酬答的紧张人物。
《他助与天助：晚清官员私家经济状态研究》，过旭明 著，广陵书社2022版
翁同龢（1830—1904），应该算是晚清汗青上少年自得的典范。19岁应拔贡试第一，科试正案第一，在京做了小京官，27岁状元及第，29岁授提督山西学政，30岁因足疾哀求开缺得允，险些完成了许多读书人一辈子寻求的抱负人生。
33岁那年，翁同龢作为山西乡试正考官差旋回京，奉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，这不算是多大的官位，只有从六品，但这是翰林正路身世必经的一个紧张迁移转变点：开坊。翁同龢的恩遇不谓不重，登科不久外放学政，其时乃至都未散馆，直至三年任满后才回京到场散馆测验，如今接着就开坊，要知道其时有的翰林几十年都开不了坊。
同治元年（1862）七月初二，夏季朝晨颇为凉快，固然气候阴欲雨下，但翁同龢早上五点多就已出门，六点已到詹事府就任。先补褂朝珠，拜谒文庙，然后正式拜印。时间尚早，翁同龢小坐半晌后又到文公祠拈香祷拜。衙门极小的，人也少，仅有一个书吏和六个皂隶。公事未问，部属先道喜老爷，急着讨要赏钱，接着告禀一样平常付出：书吏办折必要四两银子，皂隶等必要二十吊钱。翁同龢不允许，只乐意付二十八吊钱，可部属也果断不允许。这让翁同龢有点难过。
此前，翁同龢曾在刑部江西司当过小京官，也知道这些规矩，但真正让本身面临这些开销时，着实有点局促。由于翁家分家析产时间很晚，前期个人经济责任和压力不大，翁同龢第一次赴陕西做乡试副主考，对地方奉送的钱物并不在意，大多璧谢了事。其时，他刚刚登第不久，社会履历不丰富，加上没有家庭负担，把洁身自好放在紧张位置，推却各处的奉送无疑是天然反应。
作为读书人，恳切正己是紧张的修身功课，《翁同龢日志》对推却赠银、赠物记载得特殊具体，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原由。翁同龢在日志中有关私家财政的记载，现在可以以为是不完备的，这只需将《翁同龢日志》与《那桐日志》对读就能发现。翁同龢在户部尚书任上是那桐的上司，同时也是那桐的老师，两人交集长达十多年时间。两人日志中关于对方的记载非常多，那桐每逢端午、中秋都会给翁师送去节敬，但翁的日志中险些没有记载——这大概是由于雷同的小额惯常性礼敬没须要屑屑记载。不外，翁同龢罢官离京前和乡居期间，那桐先后两次赠予了数额高达令媛的现银，翁同龢都记载了，而且都没有收受。
在他个人履历中，同治五年（1866）是紧张的人生节点。这一年，他从低级官员提升为中级官员。在此之前，他负责百口的团体财政账目，以是笔墨中布满了缺钱的告急感，
这在日志里表现得非常显着：
本年岁事较忙，用项亦巨，凡百余金始了私款（同治三年除夕）；
此节须用百金，亦靡甚矣（同治四年端午前二日）；
此节几用百金，费极矣（同治四年中秋前二日）；
从人假得百金始得摒挡逋务，此数月来计三百金不敷用也（同治五年端午前日）；
节账粗了，款子益多，所谓由俭入奢易也（同治五年除夕前二日）。
翁同龢担当底层官员时期，有人敬送赠银，那是极为令人感动的事变。同治三年二月六日，王榕吉由直隶布政使调山西布政使，离京时送他别敬三十两。翁感慨地说“荫堂于余甚厚，亦可感叹矣”，同时以路菜、京靴回赠，并在三月二十九日一早去送王榕吉起程，四月十五日专门致信荫堂函中称“旄节入都，得近光霁”，可见他真的是心田布满感激。
这年年底，同亲缪萼联送他三十两炭敬，纵然作为非常认识的乡党，他还以“荷包、补服、帽沿、京靴”回赠在河南当县令的老乡。这些赠银简直资助底层官员应付“不易居”的都城生存。偶然，每每就是这几十两银子会使受赠者终身难忘。六年后，缪萼联的侄子来京应试，趁便又带来了缪萼联的一百两赠银，但翁同龢充公。此时，翁同龢的经济环境已经足以应付生存，以为不应再收同亲的辛劳钱了。
作为恒久感化于孔孟圣学的知识分子，面临奉送时始终有着一种告急感。这种告急感泉源于君子品德的束缚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。然而生存的重压会让人不得不当协，只管并没什么恶劣的结果，但那些道德准则会不停折磨心灵，秘密而清楚，三省吾身时的些些羞愧足以透出人生的酸楚。
当翁同龢担当了马新贻（做过安徽布政使、浙江巡抚、两江总督）的多次赠银后，他感叹“可愧也”。这不但仅是过意不去的愧疚，更是一种无奈的尴尬。究竟上，认真缺少这些支持，局面会变得非常尴尬。
同治七年七月末，翁同龢回乡葬亲。这次既是安葬父兄，同时也是葬妻。船到苏州，江苏藩台、臬台领导长洲、吴县县令前来行礼。翁同龢在苏州期待岳丈汤修到来。由于这次是葬妻，岳家也要出头，也借此相聚。
出乎料想的是，到了故乡居然没有一个父母官员赠予赙金，这大大打乱了翁同龢的筹划。由于在原来的盘算中，在苏州得到的奠仪不但能付出一起上的开销，而且回乡分赠给亲朋的薄敬也有了着落，但苏州父母官员大概以为翁心存是同治元年十一月去世的、翁同书是同治四年十月去世的，如今已无须要再致奠仪。这个不测使得翁同龢只能向久未晤面的老丈人开口，先借了一百银元。细致算下来，以为照旧不敷，再借了一百元，如许才得以顺遂回到常熟。
在情面天下里，炭敬、别敬、年敬、节敬诸云云类，都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，而且是很累人的一种方式。许多外地官员畏惧进京陛见，其缘故原由就是太受累了。纵然连曾国藩如许的大员，对同治七年、九年两次进京的耗费，都感到竭尽所能、气喘吁吁。但在担当方，对一些奉送担当与辞却每每也是困难，常出现“受其半”“受其二”的情况，体现了友谊深厚、不在其利的意思。
在这些情面来往中，对有些奉送是果断不担当的，这也是翁同龢的原则题目。
起首，是有所哀求的奉送不能担当。同治九年中秋前后，贺澍恩给翁同龢写信并寄来了节敬四十两银子。贺澍恩是江西萍乡人，道光年间进士，不停在山西地方做知县、知州如许的小官。同治元年，翁同龢典试山西，太原县知县贺澍恩为第四房同考官，两人有了交集并在日后互通音问。同治四年，贺澍恩进京时，就曾送给翁同龢二十两别敬，此次寄来节敬合乎情理，并不突兀。两天后，贺澍恩的儿子贺培桢登门拜访。翁同龢在与贺培桢的交换中，以为他很功利庸俗，存在干请的大概，于是当夜就写信璧还了节敬，缘故原由就是“恐其有所干请也”。
翁同龢简直非常敏锐。究竟上，其时作为拔贡生的贺培桢正在想法钻营地方实职，实现人生自主。同时，他弟弟贺培芬也在都城运动。这些动态，翁同龢完全有大概通过其他途径相识到。颠末与贺培桢的攀谈，翁同龢更确定了这个判定，于是推辞了如许的奉送。
不外，翁同龢这次看错了人，贺培桢日后在任河北省永清知县时，为官廉洁，而且教诲儿子贺国昌也很乐成。民国期间，贺国昌任江西省省长。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，贺国昌果断反对，被当局重金捉拿，不得不东渡日本。黎元洪再造共和、当选总统后，委任贺国昌担当福建省省长，但贺国昌坚辞未就，闲居都城，潜心佛学，1919年病逝于北京，安葬在萍乡三田岭，也被后人称为“国公岭”。
翁同龢的这个原则，对关系密切的友人也同样云云。张鹏翥是翁同龢的门人，同治四年进士，登科后历任江西高安、兴国、吉水、安福等县知县。光绪七年，他被人参劾落职，于是进京运动，送给老师的礼品是一百两银子贽敬和二匹葛布。翁同龢早已得知消息，没有担当他的贽敬。其时，奉送的紧张原则之一是无功利性，虽说完全逾越功利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，但有着明白目标的奉送就近乎行贿了。
其次，在来往中纵然是馈银，也要光明磊落。光绪七年初夏，新任台湾道台刘璈前来拜望翁同龢。刘璈（1829-1887）作为左宗棠幕府中极为醒目的官员，在其时已经颇著名声。他是湖南岳州人，字凤翔，号泳山，别号兰州，秀才身世，在咸丰初年抵抗平静军入湘时，在故乡倡办团练，先是受到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欣赏，厥后左宗棠在军中对他倚重尤甚，因战功授候补道，先后任台州知府、江苏候补道、兰州道员，光绪七年被选调台湾兵备道。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也曾向朝廷保举刘璈，以为他“才力沉雄，素以剿贼治匪得名，至于抚民课吏，尤能慈惠精严”。刘璈此次拜会不外是礼仪性的拜望，按例赠予别敬，但翁同龢思量到相互并不熟识，以是没有担当。
两年后，刘璈让儿子刘浤拜见翁同龢。刘浤其时是秀才，翁同龢称他长得“美秀”，第一印象应该不错。攀谈中，刘浤谈到父亲在台湾不甚快意，受到上官的钳制，并拿出禀稿相商。可幼年不更事的刘浤此时拿出一封银子作为赠礼，这让翁同龢大为光火，“乃正辞责诘之”，以为如许鬼鬼祟祟的勾当，怎能在我这里出现，并以为“亦妄矣哉”！
但刘璈始终积极想与翁同龢保持精良的关系。一年后，他在中秋节给翁同龢寄赠了四十两节敬，翁同龢仍旧没有担当。于是，他又让儿子刘浤再次送去了礼品，不外翁同龢仅担当了三匹台布、二十支线香和一个茯苓，别的礼品都推辞了。
出于规矩，翁同龢也分别给刘璈、刘浤写信致意，但相互关系不会太密切了。今后，刘浤照旧会去拜见翁同龢，但根本上也是一样平常的应酬了。厥后，刘璈又赠予了银盒，翁让人把刘浤叫来把银盒领归去。
光绪十一年，淮军将领刘铭传任台湾巡抚。由于湘、淮两军的流派之见，刘铭传一到台湾便对刘璈举行了弹劾。只管后人以为刘璈在台湾颇有建立，在中法战役的台湾战争中并无大错，但此时左宗棠已经去世，朝中无人为他语言。终极，刘璈被革职，籍没产业，放逐黑龙江，很快就病逝了。像刘浤如许举止失措的情况，实在并不肯定就发生在年轻人身上。李凤苞从德国大使任上回京，拜见翁同龢。翁同龢对李凤苞精于西学照旧颇为敬重的。临行，李凤苞从怀中拿出200两银子作为赠礼，翁同龢“力却之”。李凤苞只比翁同龢小3岁，其时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，但如许的奉送方式着实让人难以担当。
再次，位愈高，权愈重，辞却奉送更应该是常态。在《翁同龢日志》中，有关前期的受馈环境较为具体，但越今后，笔墨记载也越来越少，其缘故原由有大概是讳言不书。他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的日志中，写道：“吕海寰、陈允颐留别，皆却之，所却者不可胜记，偶记之耳”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七月，已是翁同龢政治生活的顶峰时期，再过10个月他将被光绪帝开缺回籍。
其时，他的职位是协办大学士、署户部尚书、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坛焦点人物，但此时有关奉送的记载越来越少。从上面情况看，大概辞却得太多，也不肯记了。对于弟子故旧赠予的礼品，他也每每“皆受轻者”。从字面来看，翁同龢辞却的态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优雅婉转，对较为认识的故旧，每每“固请固却之”，而对于像马玉昆、周馥如许的新进俊才，每每“挥之去”，让人感觉不佳。
马玉昆是太原镇总兵，周馥是北洋派系中的洋务干将。他们脱手皆不小，马玉昆初次晤面就送了四百两银子，这在翁同龢看来已是巨金。由于不久前翁同龢刚在书估（同“书贾”，即书商）那边见到了宋刻《是非经》，不禁心驰向往，这不光是宋椠中最精彩的，而且有乾隆天子御题，是《四库全书》缮写的底本。书估开价八百两银子，他反复讨价还价，末了花了三百五十两银子得到了这部宋版书。他惊称是花了巨价才得此瑰宝。如今面临相近数额的奉送，翁同龢固然以为不当当。这种“挥之去”的态度，大概是其时翁同龢的一种做派，这也就是厥后他被人攻击“喜怒见于辞色”“狂悖情态”的详细体现。
固然，翁同龢在晚期并非完全一清如水，就在马玉昆赠银不久后，伊犁将军长庚给翁同龢送了“马一匹，玉烟壶、翎管各一，虎骨一具，洋蜡一箱，铜盆一，烛台二，猞猁八只，水獭一”，翁同龢都担当了。他称万里远意，不能却，并回赠了二套褂袍料。长庚也算是故旧，但更紧张的是万里远意。这不但是一个捏词，而是真的被感动了。
受与却，看似不外是受赠方的决议，但也存在着潜伏的风险。这种明白表现亲与疏的举动每每会形成误解，在政治上造成伤害。张荫桓曾记得其时恭亲王与他谈天，说杨宜治这个人要不得。张荫桓由于杨是本身的部属，替他打圆场，说这个人照旧非常勤劳的。
甲午年（1894），杨宜治作为随员出使俄国，临行向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赠予了五十两别敬。张荫桓以为他是本衙门章京，奉差出京，向来没有赠予别敬的先例，便非常严厉地拒绝了他。这件事在杨宜治心田留下了嫌隙。厥后，张荫桓受到了徐桐、王鹏运等人一系列的弹劾，背后的推动气力都是杨宜治。可见，璧谢奉送也并不肯定会有好的结果。在受与却之间，每每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则在发挥作用，局外人真的难以说明确。固然，当无原则担当成为常态，庆亲王的“庆记公司”就出现了，这就成了晚清被人诟病的腐败乱象。
戊戌变法的前夜，翁同龢被光绪天子开缺回籍。他毕竟是被慈禧太后照旧被光绪天子赶出了政坛，史学家有各种差别的说法，大概也有大概是两者协力的效果。在降旨开缺的第二日，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，由于相近端午节，宦官送来了宫中端午节的例行赏赐——葛纱。翁同龢以为此时不能再担当了，但宦官说已请旨，仍赏。翁同龢给了宦官二两银子的赏钱，把端午节在宫内应发的赏钱也让他带回，并结清了本身在国子监、户部提用的款子，同时通过钱号向在故乡的外甥俞钟銮汇寄了二千两银子，交接他妥善生存，由于以后的衣食就靠着这笔钱了。从这一点上看，翁同龢应该算是较为廉俭的官员。十五天后，他黯然出京。
（作者过旭明为文史学者，本文节选自《他助与天助：晚清官员私家经济状态研究》一书，广陵书社2022版，汹涌消息获授权刊发。） |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