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环球人物
柳鸣九常常自比为
“浅水滩上的芦苇”。
法语翻译家柳鸣九15日凌晨在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
2017年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在医院见到柳鸣九。老人身体虚弱，几乎没有力气站起身来。拍照时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微微抬头，斜看向窗外，眼神明亮，若有所思，一如30多年前在法国文学家萨特墓前的留影。
当年，47岁的他初次访法，意气风发；如今，相比不少仍然举步轻捷的老同学、老同事，白发苍苍且“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”的他，衰老得有些快。
他似乎把自己“用”得太狠了，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、编书、译书、写书，把全部的学识和岁月都化为书柜里的一册册著作：从《法国文学史》《巴黎对话录》，到《雨果文集》《加缪全集》《盗火者文丛》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》⋯⋯
他的论著和译作结集为15卷的《柳鸣九文集》，共计600多万字。
距那次见面不久前，柳鸣九又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：秉笔直书，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望与剖白。
“我要写的是一本忠于历史事实的书，忠于自己精神世界，忠于自己所作所为的书，而不是一本讲套话、讲假话、讲虚话的书。”在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对他的采访中，“真实”也是他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语。
正如他在《回顾自省录》序言里所说：“没有遮掩、没有装点、赤着臂膊面世。这是思想者的本性，也是思想者的软肋，这是思想者的命定，也是思想者的使命。”
学林中的矮个子
“霍拉旭，很多事情都在你的哲学之外。”这是莎翁名剧《哈姆雷特》里的一句话，被柳鸣九借用过不止一次。
“因为它把一个道理说得很别致：世界上太多的事情，往往和人设想的完全不一样。”就像他自己，本可以继承父业，轻车熟路地成为一个好厨子，但偏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界，白手起家，走进了外国文学的天地。
既无书香门第的家底，又无海外深造的资历，身高一米六还差一厘米的柳鸣九，常常自称为“学林中的矮个子”，保持着一股笨鸟先飞、笨鸟多飞的劲头。
1934年，柳鸣九生于南京，净重9斤。隔壁一位老先生，以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之意，为他取名“鸣九”。
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，走南闯北，饱经摔打。虽然只念过4个月的私塾，却有特别的“文化情结”，写得一手漂亮的筵席菜单。他不愿孩子们继续在炉灶与案板前团团转，凭一己之力，靠一把菜勺将3个儿子送进了大学。
柳鸣九上中学时，正赶上战争时期，时局动荡，四处漂泊。耒阳、桂林、贵阳、重庆、南京、广州、长沙，他曾在书中形容：“五口之家就像一只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，周围是沉沉黑夜和惊涛骇浪。”
尽管辗转多地，但每到一处，家人总是花最大的力气让他进优秀的中学，不惜付出“哗哗的大洋”。他上过的4个中学，南京的中大附中、重庆的求精、长沙的广益和省立一中，都是出类拔萃的名校。
1953年，柳鸣九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文学专业。《回顾自省录》中，他对大学生活的记载详尽而生动：
未名湖畔四年，我经常看见陈岱孙气定神闲地绕湖散步，看见周培源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地来往于各个教学楼之间，看见朱光潜一身布衣，夹着书本去教室上课⋯⋯在这样一个名家荟萃的“黄金时代”开始了自己的“科班学艺”。
这四年，无故事，无传奇，不过就是把课程一门一门地修好。那时，书包里总装着一个洋瓷碗、一把勺，教学楼、食堂、图书馆、宿舍，从一块阵地转战另一块阵地，像上足了发条的钟，分秒必争。
挤时间、开夜车，如此下来，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。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一两个小时，而且还老做噩梦，经常梦见一个炸弹从天而降，掉进自己的脑壳，在那里面开花爆裂。于是，不得不隔一天请假一次，骑车到西苑中医研究院去扎针灸，每天课后，还要到烧开水的锅炉房去，在一炉熊熊大火的旁边拢出一堆“文火”来熬中药⋯⋯一番折腾，总算度过了危机，这大概是我北大四年生活中唯一有点情节的故事了。
正是从大学开始，“勤奋”开始成为人生的惯性。几十年来，我过的基本上是没有星期天、没有节假日的书斋生活。在旁观者看来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块硬涩涩的面包干，但我乐在其中。
“翰林院”新来的青年人
1957年，23岁的柳鸣九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，他将这里称为“翰林院”。当时的文研所，名师大儒比比皆是：何其芳、蔡仪、钱锺书、卞之琳、李健吾、杨绛⋯⋯
柳鸣九与这些前辈们结交、共事，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，开始自己的文化行程。他写下两卷《翰林院内外》，记述这些“大儒”们的习性风度与精神世界。
在“翰林院”，每周都有一次例会。对这一我们时代最为经典的社会活动，身为老革命干部的何其芳也发过这样的不满之言：“以前听说打麻将可以死人，看来今天开会也可以把人开死”。但也正是在这些“开死人”的会上，我们小字辈可以得见“大儒”们私下的鲜活与可爱。
在不断汹涌的历史年代，“翰林院”里的安生日子并不太多，书生的书桌经常因大小不同的地震而倾斜、坍塌。一个个有头脑的智者，在“大跃进”中，照样得起早贪黑，砸锅炼钢；在围剿麻雀的运动里，照样得敲着脸盆，吆喝起哄；直至互相戒备、互相攻讦、互相扔西红柿、扔臭鸡蛋⋯⋯偌大一个“翰林院”，狼烟四起，充满了阴谋阳谋，斯文尽失。
1972年，身心疲累的柳鸣九想找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蔽所，于是萌生了编写一本法国文学简史的念头，并串联两三位志同道合的“搭档”，共同办起了“地下工厂”。
7年后，《法国文学史》上卷出版，整部作品未作任何修改，未加任何粉饰，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罕见的“奇迹”。
1991年，《法国文学史》三卷出齐。这部文学史，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而且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，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多卷本外国文学史。它镌刻着柳鸣九曲折的学术轨迹和人生际遇，意义深远。
将萨特引入中国
上世纪80年代初，萨特的戏剧《肮脏的手》在上海演出。有人回忆：“演出最后一场时，前来‘截’票的人越聚越多。冲剧场的年轻人看上去并不野蛮，大多戴着一副近视镜，一派书生模样，他们拼命涌向剧场去寻找什么？”
他们寻找的正是萨特的思想。“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”“他人即地狱”“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，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”⋯⋯这些充满哲理的句子，成为当时的时髦语。“萨特热”也被称为“80年代新一辈人的精神初恋”。
而将萨特引入中国的，正是柳鸣九；时髦青年人手一册的《萨特研究》，也出自他之手。
那时，柳鸣九刚完成《法国文学史》第一卷的编写工作。摸爬滚打了多年，他深感在外国文化这个地界里行走实在不易，决定“让事实说话”。
他开始创办《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》，其中第一集便是由他自己编选的《萨特研究》，出版后成为一代知识精英的必读书目。
然而，就在当时，也曾有人将萨特与蛤蟆镜、喇叭裤一起并列为“三大精神污染”，《萨特研究》成为批判对象并被禁止出版。
所幸3年后，雨过天晴，《萨特研究》被解禁再版。对于西方20世纪文化文学的翻译介绍，从此欣欣向荣，蔚然成风。
在《萨特研究》一书遭到批判的那个夏天，柳鸣九拍了一张照片：他坐在藤椅上，低头看书，神情泰然自若。那本书，正是被围攻的《萨特研究》。
“这张照片体现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：‘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’”柳鸣九说，“站得住的东西，最后总能站得住。”从中学时代起，他就将唐代诗人司空曙的这句诗作为座右铭。
柳鸣九常常自比为“浅水滩上的芦苇”，渺小、脆弱，唯有凭借多思、勤奋，才能实现存在的价值。几十年来，他倾尽心血与气力，搭建起一个恢弘的人文书架。
2013年，一位藏书家请柳鸣九为他收藏的“柳氏学术产品”签名，虽然只带来一部分，但摞起来，高度竟然达到了一米八九，真可谓著作“超”身了！
“最大的困难是自己”
在病房中，柳鸣九兴致高昂地让摄影记者给他和前来探病的“翰林院”老同事们合影。同时，也不忘与医务人员和农民护工照上一张。“他们是有精神的人、有人格力量的人，比起像我这样的书斋知识分子，他们更是国家的脊梁骨。”
在柳鸣九看来，自己不过是个“学术劳工”，在中西文化桥梁上干着“搬运工作”，“就像罗丹的《思想者》雕塑，不是一个衣冠楚楚、文质彬彬的上等人，而是一个全身赤裸裸的‘苦力’”。
谈及《回顾自省录》，他说：“当下的学界，放大成就、拔高姿态者，美化形象、粉饰缺陷者，胸襟狭小、鼠肚鸡肠者，拉帮结派、相互倾轧者都大有人在，唯独缺少讲实话、讲真话的人。”
“我写这本书，就是想对这样的学风、世风进行一番拷问，这可能是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吧。”
就在记者写作这篇稿件之时，收到了老人发来的长长的电子邮件。他写道：“就写作自传而言，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，而是自己。从一开始，我身上就背着‘著名学者’‘名士大家’的包袱，究竟哪样才不减弱头上那层少得可怜的光晕，要知道那都是花了大半辈子才争取到的。于是，写作的过程，就成为了跟功名心、世俗观的战斗过程。”
在学术阶梯上攀登了一辈子，似乎已称得上‘功成名就’。如今身临墓外，最明智最彻悟的自我选择，就是要以残存的一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还想往上攀登的话，那绝不是名气的攀登、地位的攀登，而应该是人格的攀登，在最后一个生命阶段，多显示出一点人格的勇气和力量。
人是脆弱、速朽的，很多努力往往是徒劳，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。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，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，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，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，若果能如此，也是最大的幸事。”
先生，走好。
